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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著名昆虫学家蔡邦华逝世

时间:2018-08-07 18:44:53来源:本站整理作者:网络阅读:

说到蔡邦华想必很多网友应该不知道这个人吧,这个人或许在你身边有这样叫的人,但是其实这个人不简答了,他是中国非常著名的昆虫学家了,但是在1983年的8月8日却去世了,所以还真的让人觉得非常的可惜了,那么当时的情况又是什么样的呢?下面跟随小编来揭秘看看吧!

中国著名昆虫学家蔡邦华逝世

蔡邦华,著名的昆虫学家,农业教育家。是我国早期昆虫生态学学者之一,在实验生态学和农业昆虫生态学上做了大量开创性的工作,是我国昆虫生态学奠基人之一。于1983年8月8日逝世。

他在昆虫分类学上,发现了150余个新种属,涉及等翅目、直翅目、鞘翅目、鳞翅目和同翅目五个目。他积极倡导害虫综合防治思想,并在生产上发挥了作用。

扩展阅读:

西迁路上,宁扔行李不扔标本 昆虫学家蔡邦华留下"镇院之宝"

中国著名昆虫学家蔡邦华逝世

浙大农学院前院长、昆虫学家蔡邦华。

中国著名昆虫学家蔡邦华逝世

浙大农学院的“镇院之宝”,采集于1939年。

【人物名片】

蔡邦华(1902~1983),昆虫学家。江苏溧阳人。1923年毕业于日本鹿儿岛高等农林学校动植物科。1924年回国执教于浙江大学农学院,1926年又赴日本攻读研究生,1932年至1952年任浙江大学农学院教授、院长。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奠定了中国森林昆虫学研究的基础。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走进浙大农学院充满冷气的库房,听院长陈学新讲述——

西迁路上,宁扔行李不扔标本

昆虫学家蔡邦华留下“镇院之宝”

【当下】

1939年的昆虫标本

是今天的“镇院之宝”

浙大紫金港校区,农学院的大楼里,有一个特别的库房,收藏着一批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采集的昆虫标本。昨天,农学院院长陈学新从充满冷气的库房里取出一个盒子,展示在记者面前。他说,这是“镇院之宝”。

盒子里面是两只长得很像枯黄树叶的昆虫标本,标签上写着:“1939年采集于广西宜山”,“叶[脩][虫](音xiū)科”。

“叶[脩][虫],是竹节虫的一种。”陈学新说,“我们常见的竹节虫像树枝。叶[脩][虫]很稀有,长得像树叶。不过,它本来不是枯黄色的,活体的叶[脩][虫],是绿色。”这个标本已经保存了70多年,褪色了。同时代的昆虫标本还有不少,都像泛黄的旧照片一样透着年代感。其中甚至有一种全世界翅展最大的蛾子,叫“乌桕蚕”,有一个电话座机那么大。

这些是浙大农学院曾经的院长、著名昆虫学家蔡邦华,在战争年代保存下来的珍贵遗产。“抗战爆发以后,浙大西迁。蔡先生在西迁之路上依然采集昆虫标本,讲授昆虫分类、昆虫生态学。等到回迁的时候,路途遥远,他什么行李都能扔,唯独把这批宝贵的标本,和重要书籍留下来了。”陈学新说,当然,留下来的还有蔡先生的治学之道。

【传承】

生物防治和生态调控

蔡先生的思想在流传

浙大农学院昆虫科学研究所的生物防治实验室,像个小型的温室。小株的包心菜就像盆栽摆在架子上。有几颗包心菜的菜叶,已经被小菜蛾啃得满目疮痍。而实验人员则小心翼翼地把菜叶上的小菜蛾取下来,放进一个塑料杯里,那里面是它的天敌——菜蛾盘绒茧蜂,一种专门以小菜蛾为宿主的寄生虫。

“生物防治和生态调控,这是我们一直在做的课题。”陈学新告诉记者,“田间的害虫有很多天敌,假如我们把天敌培养好,就能防治害虫,而不需要喷洒农药。田间可以采取一些措施,调整生态环境,让害虫的天敌生存得更好。”

其实这个学术思想,正是蔡邦华先生流传下来的。

1929年,蔡邦华开始从事螟虫生态学的研究。1930年在德国进修期间,他以米象发育与温湿度关系为题开展了实验生态学的研究。在错综复杂的组合里,证明米象在不同的条件下有三个最佳结果——寿命最长、发育最快和繁殖最多,并最终确认繁殖最多是真正促使害虫“猖獗”的主要因素。他得出的这一结论,使久经争论的问题得到了解决,引起国际生态学界的高度重视。后来,他在螟虫的发生、防治与气候的关系等方面,又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创建了一套害虫测报制度。

上世纪50年代中后期,蔡邦华对松毛虫发生规律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提出松毛虫发生“虫源地”的观点。他在松毛虫的防治上,阐明了“生物潜能”的新理念,为松毛虫的综合治理提出一个崭新的途径。在此基础上,提出改造松毛虫发生基地的植被结构,提高森林自控能力,强调自然条件下的天敌作用,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这种生物防治的思想,我们继承下来了。”陈学新说。

中国著名昆虫学家蔡邦华逝世

【坚守】

蔡先生的“求是精神”

学术上“人人都有发言权”

从1939年起,蔡邦华担任浙江大学农学院院长13年,直到1952年院系调整后,他奉调中国科学院昆虫研究所任副所长。

蔡邦华是我国最早从事昆虫分类学研究的学者之一,他为我国昆虫分类增添了新属、新亚属、新种团和新亚种,共达150多个。他所编撰的《昆虫分类学》,构建了一个清晰、完整、简洁的新系统——二亚纲、三大类、十部和三十四目。他的种种努力,直接推动了我国昆虫分类学的发展。

蔡邦华在学术研究上取得了很大成就,在学术交流方面更是坚持求是精神。他主张在学术上,无论老少亲疏,人人都有发言权,并且坚决服从真理。

比如,关于松干蚧学名的争论一直是很激烈的,蔡邦华一度认为我国沿海的松干蚧雌性成虫触角为9节,与日本桑名伊之吉的鉴定不同。但他的学生杨平澜却认为中日两国的松干蚧是同属一种。两人谁也不能说服谁。后来,蔡邦华亲自从日本带回原产地松干蚧的标本,重新进行检查,才发现桑氏记载确有错误。

1981年初,蔡邦华在云南昆明召开的森林昆虫学术讨论会上,公开修正自己的观点,并承认杨平澜的论点是正确的,从而结束这场旷日持久的学术争论。浙大人的求是精神在蔡邦华身上得以生动展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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