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夏尔·戴高乐总统逝世

虽说法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一开始就很快的向纳粹德国投降了，但是这并不代表着法国在二战中没有做出贡献。当法国被德国占领后，流亡在英国的法国将军夏尔·戴高乐呼吁着全世界的法国人，组织起了“自由法国”政府，其目的就是为了协助盟军抗击纳粹德国。在这一期间，自由法国的抵抗组织做出了很多伟大的牺牲。当二战结束后，戴高乐便成为了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的总统。他这一生为法国做出了无数的贡献，直到1970年11月9日逝世。

戴高乐的父亲亨利·戴高乐出身于一个法学知识分子家庭，是一位文学和历史教师。戴高乐在他后来的《战争回忆录》里面写道：“我的父亲是个有见解、有学问、思想正统、视法兰西尊严高于一切的人。是他让我对历史产生了兴趣。”德雷福斯事件时，亨利·戴高乐坚信这位被指控犯下叛国罪的上尉实属无辜，在他当时的圈子内十分罕见。戴高乐的母亲让娜·玛约出身于北部工业资产阶级家庭。年轻的戴高乐在巴黎和比利时的宗教学校读书，成绩优秀。1908年，他选择了从事军职，并进入巴黎的斯坦尼斯拉中学读书，以准备参加圣西尔军校的入学考试。

1909年，他被圣西尔军校录取，与未来的朱安元帅为同窗。军校的学生首先应了解军队，于是戴高乐选择了步兵，认为步兵在战争中最直接接受战火的洗礼，因此最具有“军事”味道。于是，他来到驻阿拉斯的第33步兵团，在当时的贝当上校手下担任学生军官。 1912年9月，戴高乐从军校毕业，考试名列第十三，得到的评语是：“一个未来的优秀军官”。毕业后他重返阿拉斯第33步兵团。

1914年8月3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戴高乐在驻扎在东北部的朗热扎克第五军作战。8月15日，他在迪南受伤，被撤离前线送进医院，直至10月份才重返战场。第二年的3月10日他在梅斯尼尔—雷斯依尔吕斯战役中第二次受伤。伤愈后，他回到步兵第33兵团，担任连长，随后担任上校助理。1916年，在都奥蒙的凡尔登战役中他第三次受伤，大腿部被刺刀刺中，并中毒气昏迷，被战友认为以身殉国而留在战场，并受全军通令表彰。在被敌军巡逻部队发现后，他被送至马扬斯医院，出院后被押送到德国的奥斯纳布吕克战俘营。

戴高乐从此开始了他长达三十二个月的监禁生活。1916年5月至9月，他先后被关在奥斯纳布吕克、奈斯和斯库辛战俘营，从1916年10月起被囚禁于因格尔斯塔特要塞，1917年7月在罗森伯格监狱，1917年10月在巴索军事监狱，1918年5月来到坞尔兹伯格监狱，从1918年9月起又被送往巴索和马德伯格监狱。他在狱中结识了卡特鲁上校、记者拉米·鲁特和未来的苏联红军元帅图哈切夫斯基。他没有在狱中虚度光阴，通过阅读大量书刊加深了对德国的了解。在战俘营里，他就战争进展形势多次举办战略和地缘政治讲座。身为上尉的戴高乐不甘心做俘虏。他曾多次试图逃跑重返前线。但他五次越狱，五次被俘，每一次都被关进堡垒或惩罚营。

1918年战争结束之后他终于返回家乡，但后他又重上战场。这一次，他是作为志愿者在波兰执行军事任务，从1919年至1921年间帮助年轻的波兰军队与苏联红军作战，并大获全胜。回国后，1921年4月6日，他与伊冯娜·旺德鲁结婚，并在第二年12月28日有了儿子菲利普。当时他在圣西尔军校任讲师，1922年考入高等军事学院。1924年他先后在特雷夫和驻莱茵河马扬斯的法国军队参谋部实习。5月15日，他的女儿伊丽莎白出世。

1940年6月1日，戴高乐被拔擢为临时准将。6月5日，当时的议会主席保罗·雷诺将其任命为国防和战争部副国务秘书，负责协调与英军的行动，以继续作战。6月9日，他与丘吉尔会晤，并试图劝说丘吉尔增派部队，包括空军部队，但遭到拒绝。6月10日，戴高乐离开了已交到敌人手中的巴黎，前往奥尔良、布里亚尔和图尔。6月16日，他从英国返回到波尔多时，得知议会主席保罗·雷诺已经辞职，由贝当接替。贝当于6月17日要求停战。于是戴高乐被排挤出政府。

戴高乐立即返回伦敦，以准备继续进行战斗。贝当宣布停战之后，戴高乐于1940年6月18日在丘吉尔的同意下在英国广播电台(BBC)发出抵抗号召。在第二天报纸进行了转载，并由播音员重新诵读。这个与政府唱反调的将军受到贝当政府的降级和停职处理，并于8月份被缺席审判，宣判为死刑。以温斯顿·丘吉尔为首的英国政府，1940年6月28日宣布承认戴高乐为自由法国的领袖。戴高乐组织的武装力量被称为“自由法国军队”。8月7日，由著名法学家勒内·卡森起草的协议得到了英国的认可。根据这份协议，自由法国军队在英国军队中不属于外籍兵团，拥有自己的国别和独立性。

1940年10月27日，戴高乐在布拉柴维尔成立了帝国防御委员会，但强调战争结束后，将由法兰西对其一切行为进行评价。1941年6月22日，德国入侵苏联。12月7日，日本空军袭击美国军事基地珍珠港。战争由此转变为世界大战。1941年9月，戴高乐为自由法国设立了一个法兰西民族委员会，委员会成为流亡政府的象征。1943年6月3日他到达阿尔及尔之后，又将其改名为法国国家解放委员会，与吉罗共同主持。吉罗曾忠实于贝当，但其部队随后转向自由法国军队。在阿尔及尔，戴高乐分配给联合指挥部一支部队。一年后，1944年6月3日，戴高乐被推选为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总理。

从1942年起，自由法国与内地抵抗运动的关系越来越紧密。戴高乐委派让·穆兰在法国成立全国抵抗运动委员会，代表所有不同党派、工会和抵抗力量，以协调针对占领国和维希政府的斗争，最终解放法国领土。在解放法国的战争中，面对盟军，国民的团结也至关重要。尽管戴高乐作出各种保证，一些盟国仍然拒绝承认戴高乐为法国的合法代表，因为他的权利没有来自民主选举。直至1944年10月23日，巴黎解放后的三个月，临时政府才终于被美国、苏联和英国三大强国承认。

戴高乐迅速地恢复了国民政府的权利。美国人本来要将解放了的法国看作是被战胜国统治和占领的国家。1944年6月6日诺曼底登陆之后，他强烈要求盟军总司令艾森豪威尔将军迅速解放巴黎，而在此之前艾森豪威尔的战略计划则是不途经巴黎，而直接向欧洲东部进军。

1944年6月14日，戴高乐抵达诺曼底，他在这片被解放了的法国领土上第一次发表演说。8月24日，勒克莱尔率领装甲师解放了法国，戴高乐于8月25日重回巴黎圣-多米尼克街的战争部，这是他在1940年6月10日之前曾工作过的办公室。他以此强调维希政权只是一段插曲，共和国从来没有停止存在过。随后，他来到市政厅发表了演说，在讲话中他强调了法国人民在自身解放中起了重要的作用。第二天，8月26日，戴高乐凯旋地穿过香榭丽舍大道，巴黎民众向他热烈欢呼。9月9日，由他主持的国民政府成立。从1944年4月21日起恢复了选举权的法国人民于1945年4月至5月期间首次参加了市政公民普选投票。1945年10月，即战争结束后的六个月，选举出制宪议会。

任临时政府总理的戴高乐在国家的概念和政党的作用方面与制宪议会发生了冲突。1946年1月20日，戴高乐因为军事贷款问题向国民议会主席费力克斯·古安提出辞职。

戴高乐经过一段时间的沉寂之后，于1946年6月16日在贝叶发表讲话。他陈述了宪法草案，即加强行政权力，权责明确分开，其实这正是第五共和国宪法的雏形。在国民议会通过了宪法提案之后，9月29日，他在巴拉杜克和埃皮纳尔的讲话中重申了他的主张。但是他的建议没有被采纳，在10月13日的投票中，选民赞成的是国民议会法案。从此，戴高乐以反对派的身份出现。1947年4月17日，他发起了法兰西人民联盟，并很快吸引了许多人加入，在秋季的市政选举上一举成功。法兰西人民联盟的目的是反对党派的专权制度，建议宪法改革，同时反对分裂分子，即共产党。戴高乐希望这一政治运动不成为一个党派，而是形成一个联盟。因此，他建议允许双重身份，即除了共产党以外的任何党派的成员都可以加入到法兰西人民联盟当中。但这一招没有奏效，因为传统的党派拒绝持有两种身份。

在这一时期，戴高乐被禁止在广播电视上发表讲话。于是他不得不到处奔走，往返于布鲁纳瓦尔和斯特拉斯堡之间宣传他的主张。但是法兰西人民联盟在1951年的议会选举中没有获得足够的席位，无法影响社会政策和国家制度。于是，戴高乐决定在1953年至1955年间逐步停止法兰西人民联盟的活动。但是这一经历培养和动员了许多戴高乐的追随者。

对于戴高乐来说，1955年至1958年这段时间无异于“荒漠孤烟”时期。他隐退于法国东部的小村庄科隆贝双教堂的寓所里，在拉布瓦瑟里撰写他的《战争回忆录》。在这一段时期，他还多处游历。1953年两度去非洲，1956年去法属安的列斯群岛和太平洋法属领地，1957年到达撒哈拉。他的政治生活明显平静，但是他仍然关注时局。每周四，戴高乐仍继续在他的位于巴黎索尔菲利诺街的办公室接见一些重要人物。

内阁的不稳定和第四共和国面临阿尔及利亚问题的束手无策导致法国政体面临严重的危机。来自各界的许多政治要人都希望戴高乐复出，救国家于水火。1958年5月13日，阿尔及利亚的一个警惕委员会在阿尔及尔号召起来反对国民解放阵线FLN。以萨朗(Salan)为首的救国委员会成立。5月15日他向戴高乐发出呼吁。暴动规模迅速扩大，并有演变成内战的可能。19日，戴高乐表示“准备接受共和国的委任”。5月29日，第四共和国总统勒内·科蒂向这位戴高乐发出了呼吁。6月1日，议会的553票中以329票赞成通过授权戴高乐组建新政府。于是戴高乐作为第四共和国的末任总理再度当政。议会通过授权给予戴高乐期限为六个月的特别权利，并准许其进行宪法改革。

1958年9月28日举行的公民投票中，新宪法在法国本土以79.2%的压倒多数被通过，并在法国殖民地(除几内亚决定立即独立)也得以通过。12月21日，戴高乐当选为法兰西共和国和非洲、马达加斯加法国属地的总统，于1959年1月8日宣布就职。

1959年，他宣布阿尔及利亚人民享有自决权。1961年1月8日，在有关公民自决原则的全民投票中他获得了广泛的支持，得到75%的赞成票。在乔治·蓬皮杜与国民解放阵线的代表进行多次非正式会谈之后，开始了以阿尔及利亚国务部长路易·若克斯为代表进行的正式谈判。1962年3月22日，双方签署埃维昂协议。协议在4月8日的法国公民投票和7月1日的阿尔及利亚公民投票中得到通过。根据协议，阿尔及利亚可以独立，但两国仍将保持合作关系。与此同时，共和国总统戴高乐还将履行法国签署1957年罗马条约的承诺。为了能使法国于1959年1月1日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由安东那·比内进行了财政改革(新法郎将从这一天开始发行)，取消了关税壁垒，使法国的产品面向欧洲的竞争市场。

1962年8月22日被社会主义阿尔及利亚组织OAS暗杀之后，戴高乐提出采用普选方式直接选举共和国总统。提议遭到维护传统议会制和担心个人权利膨胀的政界人士的强烈反对。议会对蓬皮杜政府投出不信任票，政府被推翻。戴高乐根据宪法赋予他的权利将议会解散，并等待1962年10月28日举行的关于改变总统选举方式的全民投票结果，以进行新的立法选举。最后，法国人以62.2%的大多数赞成通过了戴高乐的提议。

1965年，法国举行了首届总统普选。第一个七年任期结束后，他以54.8%的选票击败密特朗，再度当选共和国总统。在一些重大决策上，戴高乐通过全民公决的方式寻求民众的支持。对于1962年的宪法修改、1962年1月8日的阿尔及利亚人民自治、1962年4月8日的埃维昂协议，以及1969年4月27日的地方改革和参议院改革，他都采取了公民投票的方式进行裁决。他极力主张继续推行第四共和国时期开始的核武器政策。1960年2月，在雷冈附近的撒哈拉沙漠法国试爆第一颗原子弹。戴高乐拒绝美国人的监护，逐渐将法国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中撤出。1966年法国正式宣布脱离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但仍然是大西洋联盟的成员国。此外，戴高乐还寻求建立一个欧洲人的欧洲，并很早就开始同联邦德国表示友好。早在1958年，他就在科隆贝的私人寓所里接见了联邦德国总理阿登纳。1963年1月22日签署的爱丽舍条约标志着独立于欧洲体制的法德轴心的建立。他曾于1963年和1967年两度拒绝英国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因为他认为英国是美国放在欧洲的“特洛伊木马”。

1962年，为巩固欧洲经济共同体，他采取了共同农业政策，但同时在不违背罗马条约的基础上拒绝超国家权力。为此，他从1965年7月至1966年1月期间执行了他的“空椅”政策，以示对扩大欧洲委员会职权的反对。推行“自由独立的政策”，即指摆脱冷战时期形成的两极对立，同时加强法国在全世界的地位，寻求1960年以来宣布独立的原非洲殖民地和马达加斯加地区国家，以及亚洲和拉丁美洲国家的支持。1964年，戴高乐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他还到拉丁美洲国家进行访问。1966年，他在柬埔寨金边发表讲话时，抨击了美国在越南的政策。1967年7月，他发出“自由的魁北克万岁”的口号，强调了维护法国在北美的历史角色，同时表达对帝国主义的反对。而且，戴高乐还注重同苏联及其卫星国发展友好关系，以建立“从大西洋到乌拉尔山的大欧洲”体系。1966年，他前往苏联访问，开始了他的“缓和紧张局势，进而达成谅解，最后进行合作”的外交政策。继此之后，他于1967年到波兰访问，1968年在罗马尼亚进行访问。

戴高乐一直有个愿望，就是要亲自踏上中国的土地。如果不是命运使然的话，他毫无疑问会亲自去发现这个伟大的国家。戴高乐对中国充满浓厚兴趣，多次表达过访问中国的愿望，喜欢阅读有关中国的书籍，爱和去过中国的人交流，还多次拜访旅法的汉学家。

戴高乐原本计划于1970年底访华，并计划将“与毛泽东的会见”作为自己回忆录的最后一章，还准备附上他与毛泽东会见时的照片。然而，因心脏病猝然离世使戴高乐最终没能实现这个愿望。北京天安门广场、新华门前和外交部三处降半旗致哀，这是中国首次给予一位外国元首如此礼遇。毛泽东在给戴高乐的夫人的唁电中说，戴高乐是“反法西斯侵略和维护法兰西民族独立的不屈战士”。

戴高乐的儿子菲利普·戴高乐在书中这样记录父亲的中国情：“我至今记忆犹新：一天晚上，用毕晚餐，我父母全神贯注地观看一本相册，里面有一幅长城的照片，一直延伸到天边。”

法国前总统戴高乐，不仅是法兰西人民心目中的民族英雄，也是一位值得称赞的父亲。在关系国家存亡的历史关头，他站到斗争最前列，为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和法国的解放做出重要贡献。

戴高乐被誉为法国的“现代救星”，于1970年去世。在法国处于纳粹德国占领期间，戴高乐在英国领导法国的抵抗运动，后来还结束了阿尔及利亚战争。在20世纪60年代，戴高乐力主法国发展核武器，对美国的霸权提出挑战，并投票反对英国进入欧盟，这一系列举措重新使法国恢复了大国地位，捍卫了法国在全世界的荣誉。他在战后一直维护着法国的尊严，提高了法国的国际地位，不愧为自由法国的旗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