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士大夫为什么会集体堕落?

士大夫是古代对于读书人和官吏的总称。在古代的社会结构之下，士大夫基本算是整个国家的文化创造者，如果士大夫建立起了一种歪风邪气的价值观，那肯定就会波及到全国的百姓。在明朝时期，就曾出现士大夫集体堕落的现象，整个朝中都充斥着贪腐不务正业的气息，如果将这种价值观传递到了全国百姓身上，那将会加速快明朝灭亡的时间。等到崇祯皇帝朱由检上位后，想要重整朝风，但发现凭借自己的力量已经很难改变这样一个大环境了。

一：断崖式堕落

大明王朝三个世纪里，一个出名的亮点，就是士大夫们的气节品质。

自从明朝建国起，明王朝的历代文官们，就常见各种硬骨头。碰上关乎国计民生的原则问题，哪怕品级低的小官，也常见硬怼皇帝，坐牢挨打全不怕。摊上北京保卫战这样的危难时刻，更是集体拧成一股绳，团结一致御外辱。治国能臣也是辈出，虽说朝堂争斗不少，大多数阁老尚书，都能分得了轻重负得了责，比如夏言掐张璁，张居正撕高拱，彼此别管多大仇，国家大事也绝不拆台。大明王朝的辉煌中兴，就是这些负责任的政治家扛起来。

但是，到了晚明凄风苦雨的年月里，一直标榜“气节品质”的明朝士大夫，表现却是断崖式下跌。特别在末代皇帝崇祯帝艰难苦撑的年月里，满朝的士大夫精英们，除了忙着互相算计拆台，就是遇事慌忙躲猫猫，气得亡国前夜的崇祯，喊出“诸臣误我”的遗言自尽。而后，士大夫们却又毫无压力，撒腿就去找李自成农民军卖身投靠。如此集体下作的表现，正如当时大文豪冯梦龙那句怒骂：“尚何面目偷生于天地间”——简直太不要脸。

可别看冯梦龙骂得狠，等到不久后清军入关，中华大地山河变色，明朝朝堂士大夫的“不要脸”，却是更突破尺度。南明初建的时候，就拉帮结派继续掐，为了个人手里权力，不惜煽动军队哗变，直接给清军南下打开方便之门。待到清军横扫东南，满脸忠君报国做派的他们，这时争先恐后求投降。诸如钱谦益陈名夏等“士林领袖”们，更是投降了都最终不落好，不是凄然而终，就是获罪身死——做叛徒，都这么不受待见。

虽说历代王朝覆灭，常见朝堂士大夫们的“不要脸”，但如明朝士大夫这般堕落速度之快，却简直青史罕见，细看其中过程原因，更是满眼触目惊心。

二：价值观崩溃

明朝士大夫们的加速度堕落，首先就是个价值观问题。

嘉靖年间文学家何良俊回忆说：明朝前期的官员，深受理学教育熏陶，从来看淡财富田产，最重气节名誉。就算在松江这样的富庶地区，当地周氏曹氏蒋氏这样世代官宦的名门，生活水平也就中等人家等级。谁要敢做官时贪图享受经营产业?必然会被集体鄙视。那时士大夫们的刚正表现，正是这清廉自守的信仰支撑。

但从嘉靖年间起，明朝商品经济高速发展，朝堂上的传统信仰，也全冲得七零八落。官员从中进士开始，就忙着买田置地，有的甚至借权势插手各类生意。社会风气也是大变，《新会县志》记载：明代早期时，如果有清官辞官回家，乡邻们都引以为荣。但到了嘉靖年间时，如果官员回乡后被带回钱，必然要被街坊四邻嘲笑，“清官”几乎成了“傻官”的代名词。蝇营狗苟的风气，从此开始到处刮。嘉靖年间还是青年的张居正，就曾一语叹息当时的乱象：商贾在位，财货上流——基本就是金钱开路。

好在那个时代，明王朝的行政体制还算运转良好，从嘉靖晚期严嵩倒台起，经过高拱张居正等改革家的铁腕整顿，以考成法等严格律令，将明朝官员们严格监管，也成功一扫嘉靖年间的龌龊风气，有了“隆万中兴”的辉煌。但张居正过世后，亲政的万历皇帝，没几年就不上朝，虽说大权牢牢捏在手里，明王朝的行政效率，却是严重减速，所谓的严格监管，当然也成了浮云。既然国家大事歇了业，当年追求清廉报国的官员们，这下当然瞪圆眼睛捞好处。

于是，这个时代的大明朝，江河日下的年月里，也成了士大夫们生活丰富多彩的年月。朝堂上拉帮结派，互相拆个台搞个党争，嘴里江山社稷，谋的却是自家利益，享乐奢靡风气更是大起。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就亲笔记录了他参加过的明朝官场饭局：有时都是在“宫殿般的船舶”上，餐具全是金银器皿，菜肴堆得像“修建一个小型的城堡”。热闹的宴会要持续一整夜，除了美食还有歌舞游乐。为何敢这么奢靡?因为“开支全由公家支付”。

而且别看晚明末世时，他们各个遇事唯唯，捞好处却绝不手软。比如明末江南的官宦世家，华氏每年收租有八十七万两，钱家土地横跨三州，每年地租近百万两白银。陈家的宅院巍峨无比，比各地藩王都阔气。朝中的各位官员呢?每天在崇祯面前糊弄的他们，大把的钱往家里搂，以至于李自成占领北京后一顿抄家，竟在官员们家里抄出七千多万两白银，是明朝亡国前夜，宫廷府库存银的三百五十多倍。

所以不难理解，为何李自成攻取北京时，甚至清军南下时，这些高官厚禄的士大夫们，竟是丑态百出：报国的信仰早就是浮云，一生做官只为权和财，跟谁不是升官发财?该卖就要卖。

三：可怕的逆淘汰

比起价值观的崩塌来，晚明士大夫们堕落的更致命方式，就是残酷的逆淘汰。

很多后世读史者，常叹息明朝灭亡时，一幕奇怪的现象：一边是各级高层官员们，各种秀下限卖身卖国，人设几乎塌了个干净。另一边，却是多少身在民间的士大夫们，慷慨走上救国之路，战至悲情壮烈殉国。在这个王朝生命的最后年代里，大明朝依然不缺忠臣义士，但这些满腹才华理想的英雄们，却无一例外，在明朝灭亡前夕时，被淘汰出权力层之外。最终只能以孤军奋战的方式，悲壮履行最后的职责。

造成这奇特现象的，就是明王朝越演越烈的逆淘汰。

在明朝中期时，虽然明朝社会的传统理学思想，遭到了越发剧烈的冲击，但大明王朝的行政体系，毕竟仍然保持健康运转的状态。所以高拱张居正们，依然可以通过大刀阔斧的改革，如勇敢的手术般，给大明朝赢的新生。但万历亲政后呢?长期的怠政懒政，明王朝连全国的知府知县，乃至中央六部尚书侍郎，都是大面积空缺。整个王朝正常的新陈代谢，已经完全的紊乱。然后，参考一下基本健康知识就知道，明朝的政治生态，变成了病态的逆淘汰。

逆淘汰的出名方式，正是党争。万历的怠政，叫朝臣间的倾轧，走上了失控状态。大臣们各自拉帮结派，正常的官员任免考核，完全成了过场。晋身的主要途径，就是跟对派别。会争名声秀出位，要比会实干更重要。

如此一来，万历晚期起，大明朝堂上就“好名”成风，越是国家水深火热，官员们越是精神抖擞骂得欢，比如李自成农民军从陕西进入山西时，如此十万火急的局势，言官们却互相扣锅，朝中山西籍的官员破口大骂，指责陕西官员“纵贼”，陕西籍官员们哪肯吃亏?又大骂山西籍官员“通贼”。正常商议平叛剿贼的会议，就这么给带跑偏，变成了地域掐架。类似雷剧，崇祯在位十七年里，每年都有好多场。耽误正事?哪有官员们站队博名声重要。

甚至到了江南复社崛起时，复社的领军人物们，也凭着他们在明朝朝堂的强大人脉，把自己的成员们在科举路上捧上去。号称“清流”的他们，更通过在秦淮青楼的各种聚会，拼命收揽成员，创下南京秦淮青楼“家家夫婿是东林”的“壮观”场面，至于成员素质?《复社纪略》里就有无奈叹息：“而嗜名躁进，逐臭慕膻之徒，亦多窜于其中”——就是一帮这种玩意。

这样一个坑货扎堆的朝堂，最容不下的，自然是实干型的人物。比如崇祯年间时，山阳县武举陈启新悲愤上书言事，奏折直戳明王朝各大弊病。如获至宝的崇祯，欣然将陈启新提拔为给事中，不料这下捅了马蜂窝。接下来的时间里，各路官员们不顾国家危亡，接力似的大骂陈启新，终于罗织各种罪名，害的为官清廉的陈启新撤职走人。至于血战巨鹿的卢象升?经略陕西痛击李自成的孙传庭?哪个不是迎着骂声苦干，然后含恨而亡?

当一个劣币驱逐良币的朝堂，已然成了气候，真正的人才，已有容身之地?崇祯临终都在说着“文臣皆可杀”，可真正造就满朝“可杀文臣”，叫明朝付出亡国代价的，正是这大明朝自己造成，更在历史演进里绝不罕见的逆淘汰。